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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免学校-话题三:家庭、学校和社会被认为: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责任主体-芦溪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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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爱心妈妈服刑

我國的刑事責任年齡制度的剛性規定過度、機械地保護未成年人利益,忽視了個案正義

少年司法對未成年人犯罪的寬容是否是造成嚴重案件頻發的原因?有人提出亟需設立「防止縱容」的制度,這一制度的設立是否可以解決目前的現狀?

對於新時代專門(工讀)學校也應該加以改革,比如,上海市有13所專門(工讀)學校,可以根據學生的行為或者性質,進行分級分類管理,建立多元化的工讀學校辦學模式,分成涉刑未成年人、嚴重不良行為、一般不良行為、學困生、中等職業教育等多種類型的專門(工讀)學校,避免辦學模式的單一化,即避免了交叉感染,又提高了教育矯治的實效。

對未成年人的「豁免」是出於對未成年人的保護,但是當過度的豁免導致其人身危險性無法降低的時候,這樣的「豁免」便是有問題的

管華(中國教育學會教育政策與法律研究分會常務理事):多建一所學校,就少建一所監獄。但是問題是現在不能完全依靠學校來管,更重要的是增加家庭教育監護失職的責任。一味用刑法將未成年人送進監獄、少管所,會給孩子打上標籤,更好的辦法是落實家長監護責任。

正在犯罪有認識、並試圖通過未達刑事責任年齡來逃避懲罰時,可以減少或者免除對此案嫌疑人的「豁免」。只有這樣,刑法、未成年人保護法對未成年犯罪者的保護才能實現「保護未成年人,也保護社會安全」這兩個目標的和諧一致。

豁免過度VS豁免適度話題二:輿論認為,對惡性未成年犯罪的「豁免」程度過高是惡性案件頻發的原因。那麼對未成年人犯罪「豁免」的限度在哪裡?

石軍(問題青少年教育矯正管理專家):我認為當前對針對未成年人的制度設計還存在一些問題,要麼採取「一罰了之」的方式,要麼採取「一放了之」的方式,缺乏中間環節,為此,建議在全社會構建青少年犯罪教育矯正「分級預防」體系,構建家庭與學校教育(教育預防)——工讀學校(一般不良行為)——觀護基地(嚴重不良行為/涉刑未起訴)——未成年犯管教所(犯罪行為)的全社會教育矯治體系。

石軍:現實中我國對父母監護責任缺失的社會幹預機制並不完善,在法律層面也缺乏相應的配套措施。所以有必要強調監護人對未成年人的監護責任,完善家庭監管,同時還需要完善和健全社會支持系統。

高艷東:當今時代,家庭教育的缺失確實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在民法或家事法中可以增加相應規定,但在刑法中這種責任的增加是不合理的。

皮藝軍:家長素質存在巨大差異,我們也不能寄希望於家長的素質都能提高,重要的還在於健全社會支持系統。失職家長監護權的剝奪、轉移都需要健全法律,但是監護權剝奪轉移了,實踐中也缺乏足夠的志願者的家庭承擔。

懲戒不能與保護分割開來,只有把懲戒納入到保護的語境之中,才有可能實現最大限度的保護。

法治周末記者 孟偉近日,大連13歲男孩蔡某某殺害同小區10歲女孩的案件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由於男孩還有兩個月才滿14周歲,警方宣布,加害人蔡某某未達到法定刑事責任年齡,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責任,並依法對其收容教養。

此案距離去年轟動一時的「12歲少年弒母案」時隔不到一年。近年來,多起未成年人惡性犯罪事件的發生都引發了社會的關注,其中未成年人的刑責年齡成為關注的焦點之一。

皮藝軍(中國政法大學青少年犯罪教研室主任):「寬縱有餘,懲戒不足」的判斷可能只是出於對於個別極端少年犯罪案件的一個判斷。這種判斷似乎帶有主觀情感傾向。少年司法中沒有純粹的懲罰,只有保護性懲罰,懲罰是為了達到保護的目的。

未成年人違法犯罪侵犯他人人身權、財產權,如果一味寬縱,被侵害的法益無法得到恢復,就可以為所欲為。按照公平原則,被侵害的法益必須得到彌補和回復。有輕微的不良行為,可以要求家長履行教育義務、代為履行侵權責任。建議雙管齊下,對12歲以下的未成年人追究家長的責任;12歲以上未成年人追究孩子的責任。

首先,增加了家庭監護責任,是否需要增加學校監護失職責任和社會教育的失職責任?其次,惡性未成年犯罪,可以說與未成年犯罪者的家庭教育脫離不了干係,但如何劃定何種家庭教育是「稱職」的,這是法律和政策無法解決的問題。最後,惡性的未成年犯罪,已經超越了所有家庭教育的極限,即使家庭教育再失職,也不會失職到使孩子認為殺人搶劫等惡性犯罪是「合理的」並教育孩子「未成年犯罪不受刑罰」。因此,我認為強調家庭教育在未成年成長中的重要作用是合理的,但動用國家力量「增加家庭監護責任」是不合適的。

責編:王碩

高艷東(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副教授):現行刑法和未成年人保護法中更加強調輕處罰而忽視了對未成年人的教育。未成年人思想尚未健全,受家庭社會影響較大。多數惡性案件的未成年人犯罪者都長期處在缺失的家庭教育、不成熟的學校教育以及混亂的人際關係之中。

因此,我建議增設「防止縱容制度」,一方面要將未成年犯罪者與一般的成年犯罪者區分開來;另一方面要加強對未成年犯罪者的「強制教育」,這種教育必須是強制、有效和長期的,否則將流於表面,難以糾正未成年犯罪者的錯誤思維、行為模式,為社會留下安全隱患。這也是刑法保護正義的價值所在,防止縱容制度建立的關鍵就是將「輕處罰、重教育」切實貫徹下去。同時,收容教養制度必須落實到實處。

我認為,未成年人犯下惡性案件,必須受到未成年人保護法的規制,而不能將未成年人作出的惡性案件直接適用於刑法,否則對未成年人的保護將流於空談。

石軍:未成年的「豁免」邊界,個人覺得主要以犯罪責任的承擔為前提,然後根據情況或者條件來進行部分或全部的豁免。當前年齡判斷為主要條件,還應該考慮犯罪性質與情節的嚴重程度,根據犯罪行為、客觀危害、主觀惡性以及實際認知能力等因素綜合判斷,更多的應該從罪犯的主觀意識、犯罪心理與犯罪動機等方面進行考慮,罪行是否嚴重,是否難以矯正?還應該考慮是否心智未開,是否能夠教化等。

強化家庭責任VS強化社會責任話題三:家庭、學校和社會被認為是預防未成年人犯罪的責任主體,至關重要。在所有的責任主體中,未成年人的家庭又是最為重要的主體。未來對於類似案件,是否應增加家庭監護失職的責任?

秦濤(上海華東理工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我國刑事責任年齡制度採取的是剛性推定,即使證明了某個未成年人完全具有法規意識,也不能認為其有責任能力,自然也就不能讓其承擔刑事責任,這也是為什麼未成年人嚴重犯罪會引起大家關注的一個主要原因。這種剛性規定過度、機械地保護未成年人利益,忽視了個案正義,英美等國家的惡意補足年齡制度對於責任年齡的推定則比較靈活,值得我們借鑒。

是否應加大對未成年人犯罪的懲處力度,如何真正實現保護與懲處並重,是否應增加家庭監護失職的責任等問題,再次成為學界討論的重點。10月28日,有問「雲上論壇」在線上聯合多位關注青少年犯罪領域的法學專家對此問題進行了探討。

此次的案例中,蔡某某並未承擔刑事責任而只是接受3年收容教養,便是我國對未成年人犯罪「豁免」的最顯著表現。但社會各界對此「豁免」意見不一。可見我國在針對部分惡性未成年犯罪的「豁免」程度過高。我認為,對未成年人的「豁免」是出於對未成年人的保護,但是當過度的豁免導致其人身危險性無法降低的時候,這樣的「豁免」便是有問題的。例如,部分未成年人主觀惡性極大、無任何教唆因素、且對自身

重懲戒VS重保護話題一:針對近年來未成年人的犯罪問題,有輿論人認為在未成年人嚴重犯罪治理中,呈現出保護有餘而懲戒不足的傾向,質疑目前對涉罪未成年人的司法失之於寬,某種程度上是在放縱未成年人犯罪。

10月20日,大連10歲女童被害。距離她遇害已過去兩周,仍有市民從大連各地趕到琪琪最後生活的小區,送上蠟燭、鮮花、布娃娃,寄託哀思。

高艷東:我認為未成年人犯罪「豁免」的限度必須全方位地去看待。未成年人因其身體能力、教育程度、意志道德素質等諸種因素與成年人之間存在差距,刑法才對未成年人有豁免,比如,14歲以下的未成年人對「惡性事件」不承擔刑事責任。

把具有人身危險性的蔡某某關進少教所里是完全必要的,因為這種監禁是他的成長所必須的,這種嚴格的紀律、與社會隔絕、閉門思過本身也是對蔡某某的一種保護。監禁對他有好處,對社會自然也有好處。

今年的未成年保護法修改草案其中一大亮點在於新增強化了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的第一責任,細化了家庭監護職責,具體列舉監護應當做的行為、禁止性行為和撫養注意事項,突出家庭教育的教育功能和情感功能,增加監護人的報告和配合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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